文/魏玓
其實一開始看到預告，我對於《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並沒有太大興趣。必須先聲明，我並不是不太看國片的觀眾，相反的，因為喜好和研究的關係，我應該是國片的目標觀眾噢。
那為什麼沒興趣呢？原因很多，包括對冥婚題材和（假）同志題材的無感，對（貌似）喜劇的沒有信心，還有主要演員的組合沒有在第一時間觸動我的神經……甚至把「關於」當做片名開頭的厭倦感，可能都有一點影響吧。
讓我改變主意的是唸國中的女兒。
從她那裡知道，《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以下簡稱《關於我和鬼》）在國中女生圈引起不小的轟動，口碑和觀影人數節節上升。跟著一群同班同學一起去看的她還告訴我，電影院裡幾乎滿座──而看的人不是只有國中女生。
於是我好奇了，究竟怎麼回事？《關於我和鬼》做了什麼？
不是混合類型，是洋蔥類型
《關於我和鬼》的導演程偉豪被認為是晚近台灣導演中，最有能力處理類型電影的導演之一。台灣電影產業在過去三、四十年來，逐漸流失製作類型電影的各個層次的實務知識，期間當然也有創作者嘗試，但大多是零星出現，而且手法還是不大純熟。
程偉豪從2015年的《紅衣小女孩》開始，不但可以說成功「重建」台灣恐怖類型片，而且後來持續推出的《目擊者》、《紅衣2》，證明他的類型電影實力並不是曇花一現，而是能夠持續累積，愈發成熟。不過，到了2021年的《緝魂》似乎也顯露出他在恐怖／驚悚類型上的表現瓶頸，讓人期待他接下來會有什麼樣的創作。
先回頭談一下所謂的類型。從表面上看，類型是一些特定主題和敘事套路。但其中最重要的核心，尤其是好萊塢產業體下的類型電影概念，其實並不在內容或主題，而是行銷。或者說，電影類型的操作，原本就是行銷策略的一部分。類型的擇定和標示，就是電影出品公司給觀眾的一種消費線索。例如，把一部電影標示為喜劇片，以引起喜劇片愛好者的興趣，而去看這部電影的觀眾，則會預期看到某些喜劇類型的元素，並在實際接收到這些元素時獲得滿足。同樣道理，可以推及到其他類型像是恐怖片、科幻片或動作片。
當然，類型片要取得市場成功，也不是照表操課就可以的。一方面要符合觀眾對類型的預期，但另一方面又要能夠適當地超乎觀眾的預期；也就是能夠在類型片的基礎上有所創新，但又不能夠創新到失去類型的成份。要做到這一點顯然是知易行難，但卻可以看出類型片創作者的功力。舉個知名的華語片例子，《無間道》就是一個警匪類型「適當創新」的成功作品。而程偉豪的成名作《紅衣小女孩》在台灣恐怖片的脈絡中，也稱得上一定的突破。
不過，《關於我和鬼》的創新和突破並不是這個套路。
在宣傳文宣以及很多評論上，都說《關於我和鬼》是一部「混合類型」的電影，包含喜劇、動作、恐怖（鬼怪）、警匪等，甚至還有非傳統商業類型的同志片。然而這個說法，也不盡準確。
首先，類型的混合由來已久，並不是什麼創新。恐怖跟愛情、驚悚跟警匪、功夫加鬼怪，這些電影大家都看過，有的成功，也有的爛透了，更不是混的類型多就贏。所以重點是，怎麼混？這種類型元素放一點，那種類型元素放一點，肯定是行不通的。
我認為，要比較準確理解《關於我和鬼》的類型操作，還是要回到類型概念的核心，也就是行銷。所以與其說它是混合類型，倒不如說是「洋蔥類型」，或乾脆直接說是「洋蔥式行銷」。
大家都聽過洋蔥式穿搭，我們就用這個譬喻來理解。《關於我和鬼》，其實並不是把各種類型像煮什錦麵一樣混在一起，而是一層一層的包裝：依序從比重最少到最多，最外圈是冥婚，也就是程偉豪作品最為人所熟知的鬼怪元素，當做一個引子；第二層是同志，這是當今在台灣影視市場上（尤其是對年輕觀眾）相當討好的元素；然後第三層是警匪／動作片，這是相對容易成功，也比較容易製造戲劇衝突和視覺效果的類型；接著第四層則是喜劇，這也是比較討好，但是困難度卻比較高的類型。
以上這四種類型的成分比重逐漸增加，在故事組織上的功能也各自不同，但不管如何，他們都不是洋蔥的核心。核心是什麼呢？我認為最內核的其實是成長/親情元素，大家只要稍微回想一下劇情，便不難理解，其實吳明翰（許光漢飾）和毛邦羽（林柏宏飾）兩個年輕男生的成長，才是最重要的；跟他們是人是鬼、是警察還是同志，其實沒有那麼大的關係。
關於層層類型在敘事上的功能，我們稍後回來繼續討論。但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行銷上的作用，這也就是為什麼我認為「包裝」比起「混合」是更適合的概念。有了這些不同的類型元素，行銷團隊便可以一層一層、一波一波地釋出具有行銷作用的訊息，吸引各種不同的觀眾，以及他們對於多重類型組合的好奇。這當然有賭博性質（但哪一部商業電影的操作沒有呢？），不過卻像是一層又一層的加分，提高籌碼水準；同時也像是一層又一層的保險，降低失敗機率。
「可以相信」的商業電影操作
從上述的洋蔥式類型包裝的手法，可以看出《關於我和鬼》團隊以市場角度出發的細緻操作。而這套操作模式，是從一開始的劇本設計到最後的映演宣傳方方面面的。
前面提到，看似多重混合的類型，其實更像是一層一層的包裝，核心是兩個年輕男生的成長故事，而最靠近這個核心的外層則是喜劇。喜劇腳本不好寫，「讓觀眾哭比讓觀眾笑容易」是業界的共識。但《關於我和鬼》找到了一個方法，就是利用類型元素來發掘反轉和製造笑料。例如，冥婚可以很恐怖或很淒美，但內在卻有荒謬性，變成了笑料的來源。又例如，警匪和動作元素，可以很陽剛也可以很嚴肅，但反轉一下就可以有很多笑料（成龍早期的《警察故事》和到好萊塢之後的《尖峰時刻》就是例子）。
風險比較高的是同志素材。近年來在台灣，對同志的偏見或歧視降低很多，尤其是年輕族群更敏感於用「正確」的方式看待同志。然而我們也都心知肚明，反同恐同的人還是很多，恐同情緒和偏見依然很容易在日常生活中不經意地流露出來。因為這個實際存在的矛盾，帶來了戲劇上反轉和笑料的素材（這就是片中一開始吳明翰到健身房執勤，被身邊的人一致指責「什麼時代還在恐同」的真實寫照）。
寫實的素材用諷刺的方式表達，就會產生笑料；另一方面，也因為素材寫實，所以拿來開玩笑時，也可以減少二度歧視的成分。根據報導，為了把可能擦槍走火的負面效應降到最低，《關於我和鬼》團隊也小心翼翼地做了初剪版本的觀眾測試。而從我身邊的同志和友好同志的朋友口中，也獲得證實。大家都覺得，裡面關於對同志以及對直男的偏見，其實都是存在的，通過喜劇的呈現，覺得好笑，但並不冒犯。
最重要的是，上述各種類型元素，最後都能夠收攏到核心主軸，也就是上面提到的成長與親情，而這向來是台灣影視作品最經常取得市場成功的元素。吳明翰跟毛邦羽儘管性向不同，但都有各自的中二病和成長障礙，尤其是毛毛生前跟父親（庹宗華飾）的誤解糾葛如何化解，成為後半段故事的主軸，也成功地製造催淚效果。
從整個類型包裝的設計與情節推動的模式來看，讓人聯想到2017年的賣座韓片《與神同行》，也是用神怪、法律、動作等多種類型來包裝成長和親情，連最後母子關係的催淚效果也一樣強大。手法可以說是如出一轍。
《關於我和鬼》團隊的精準商業操作，當然也不是只有在劇本開發上，其他像是上面提到過的觀眾盲測，以做為最後修改上映版本的依據；搭配洋蔥式類型操作的洋蔥式行銷；以及跟蔡依林合作的歌曲和類似本片前導作品的MV等等；可以說每一個環節都是在讓最後的市場結果盡量接近預期，降低不確定性。套句片中毛毛的口頭禪（這句台詞也是成功行銷操作的手法之一）「不敢相信」，出品團隊做到了讓每一個步驟和最後結果都是「可以相信」的。
在精準操作方面最後要補充的一點是關於演員和選角。很多評論都提到，片中大部分演員都有精湛的發揮，這一點我同意。兩位年輕男演員林柏宏與許光漢的演技都有明顯進步，資深演員王滿嬌和庹宗華正常發揮，更不用說蔡振南展現戲精實力，最後那段被毛毛附身後的氣質瞬間轉換，令人拍案叫絕。
最值得一提的是王淨。從故事結構來看，王淨飾演的警花林子晴因為角色設計上的反轉，有比較複雜的內涵，但是又不能搶走兩個男主角的重要性，尤其是既要有女性魅力，但又不能太過性感。從觀眾心理學上來說，如果她太過性感，會搞亂觀眾對兩位男主角的情欲投射，尤其是對國、高中女生觀眾來說，林子晴如過太過性感，會很容易帶來排斥感。我不確定王淨是不是有體會到這層複雜性，但她確實證明自己的演技是三位年輕演員中最成熟的，也恰當完成製作團隊賦予她的任務。
商品或藝術的關係或沒有關係
在訪談中，《關於我和鬼》的監製，也是主要行銷操盤手的金百倫提到，她很明確地把電影看待為「商品」，但或許是擔心業內基於「電影是藝術」的固有看法的質疑，她補充道，雖然是商品，但卻是「很用心呵護的手工商品」。
其實在現有電影產業體制下，把電影當做商品來操作，並沒有原罪，反而很誠實。不僅如此，過去三、四十年來台灣電影產業等待和需要的，就是這種「去手工化」的商業操作知識和實務典範，而《關於我和鬼》團隊正在展現這樣的典範。
當然，商品架構的操作，是不是就等於放棄電影的藝術價值，我只能說，很容易，但並不是必然。反過來說，如果操作電影沒有商品意識，那電影藝術價值的展現機會也將被限縮甚至阻絕。
最後，再用《與神同行》來當做對照。從這部賣座電影中，我們看到韓國電影產業在電影商品的操作上已經展現非常成熟的樣貌，然而，過度精準的操作，讓這部電影的藝術價值在大量特效和精準腳本設計中迷失了。我清楚記得當時自己明明覺得劇情膚淺得一塌糊塗，卻仍在最後關頭忍不住留下淚來的困窘甚至是憤怒。
令人欣慰的是，《關於我和鬼》雖然也強調他們在拍攝技術上的突破（特別是飛車追逐的部份，但其實尚有很大進步空間），劇情上也有很多操作設計的痕跡，但以內核來說，兩位男主角之間的友情，以及毛毛家的親情，這兩項人倫情感的表達，都還算合情合理，而且貼近台灣社會的現實。這是本片的優點，也是我們會期許相關電影創作者和出品者可以繼續維繫和努力的。商業電影的操作確實需要小心呵護，但電影的藝術價值也同樣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