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在今年因為Covid-19疫情影響下,各大片商紛紛安排經典電影重映來度過這個新片空窗期。而克里斯多福. 諾藍的蝙蝠俠系列,是我覺得最值得重映的電影之一(應該說之三XD),而且就是應該用IMAX重映!
原因無他,因為諾藍堅持以底片和IMAX攝影機拍攝,把電影的景框與空間美學考慮到電影製作裡頭來,凸顯了電影院觀影的無可取代性。
當然,除了這一點,這個系列還是很有其他看頭的。你可以不喜歡諾藍的作品,但是不得不佩服他總是能在某些方面有所創新,同時兼顧觀影的樂趣!
以下這篇文章五年多前曾經刊在[共誌],如今看起來,好像也可以跟著「重映」一番。當然,文章絕對沒有像電影那麼精采,但是我自認是對理解諾藍版蝙蝠俠很有用的一篇文章XDD
這篇文章歡迎各位朋友拿去當傳播政治經濟學或影視文化的課堂閱讀教材!
(以下正文開始,有部分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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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多夫.諾藍導演的「蝙蝠俠三部曲」《蝙蝠俠:開戰時刻》(Batman Begins, 2005)、《蝙蝠俠:黑暗騎士》(The Dark Knight, 2008)、《黑暗騎士:黎明昇起》(The Dark Knight Rises, 2012),會不會被認定是英雄史詩經典,我不是那麼確定(事實上,已經有不少影迷在網路上喊出這樣的稱號了);但是若要說是近年來比較值得一提的好萊塢英雄片,我想應該不為過。
我還清清楚楚記得四年前我在IMAX影院看完黑暗騎士時(是的,我是從第二部看起,後來才再去補看第一部的。理由很簡單:我本來就不是英雄控,也不是蝙蝠俠迷,而且之前又被提姆波頓版的蝙蝠俠搞壞了興致),內心的震撼和激動。這部突破許多英雄片框架的電影,讓當時的我很不甘心地想:你好萊塢錢多、明星多,影音攝製水準又嚇死人,那就算了,竟還可以搞出內容這麼特別的英雄片,真是太不公平了!(那我們還搞個屁啊?)
四年來,我一直在期待諾藍的第三部完結篇。特別是諾藍在上映前接受訪問時說道,他堅持不跟隨當今流行的3D技術,而且繼續增加第二部就開始使用的IMAX底片用量,讓我簡直興奮到要爆炸。跟很多影迷一樣,也許是期待過高,落差太大,看完之後有些失望。我想這應該是人之常情。畢竟,接在《黑暗騎士》那麼傑出的第二部之後,《黎明昇起》確實不可能太討好。不過,我後來再把三部一起重新用「三部曲」的形式看過幾遍,感覺再度改觀,對這個系列以及諾藍的讚嘆可以說有增無減……等等!這是意味著我徹底被諾藍的三部曲說服了嗎?卻又未必。因為在此同時,我的質疑也隨之增加了。
說起來,我的感受和體會也很像三部曲…然後我打算從兩個軸線來說。第一,英雄片的敘事學。第二,好萊塢的政治經濟學。[1]
一、英雄片的敘事學
從《開戰時刻》開始,諾藍就用一種比其他英雄片更深刻的方式,來描述布魯斯.韋恩(克里斯汀.貝爾飾演)成為蝙蝠俠的過程。深刻之處在於,跟其他美國英雄比起來,他在各方面都比較接近凡人,而且他主要是因為自己的意志和努力才把自己從凡人轉變成超人的。想想,超人(Superman)就不用說了,他本來就不是(地球)人;蜘蛛人是因為一個神奇的機緣,鋼鐵人除了機緣還加上不盡合理的聰明才智。而且最重要的是,在他們各自的生命中,原本並無意要拯救世界。韋恩/蝙蝠俠和他們不一樣,他除了家裡有錢(當然這一點很重要),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他的超人力量,一方面來自他自己的苦練,另一方面來自合情合理的科學技術(由盧修斯[摩根.費里曼飾演]負責的應用科學部門支援)。他的所作所為,也是合情合理的。一開始是為父母復仇,接著昇華成為了整個城市(高譚市)的存續和幸福(也是繼承他父親的遺志)。
更重要的是,韋恩變成蝙蝠俠的過程中,充滿挫折和疑惑,而不是像別的超人那樣,有了超能力之後,就什麼都懂,什麼都對了。諾藍在這裡著力甚深,他顯然是要試圖告訴我們:要當英雄也是得學習的,也是得克服各種困難的。別的超人的困難都是他們成為英雄之後出現的困難,但是韋恩/蝙蝠俠的困難卻是在成為英雄的過程中發生的;更準確地說,套用晚近流行的文化研究思考方式,他一直處在「成為英雄」(becoming hero)的進行式當中。
諾藍特別是從韋恩要面對的兩個課題,來證明這個過程的不簡單:第一,如何克服恐懼(英雄也是會有恐懼的);第二,如何扮演英雄(英雄不是天生就會做英雄)。前者是第一部的主題,後者則是第二部要處理的。
關於恐懼的主題,比較不難理解,這也是為什麼第一部比較沒那麼讓人興奮的原因。韋恩因為小時候意外落入井中,從此害怕蝙蝠,而這也是他選擇蝙蝠作為他超人造型的理由:直面自己的恐懼,同時造成敵人(高譚市的罪犯們)的恐懼。當然,我們知道韋恩真正害怕的其實不是蝙蝠這個生物本身,而是某種黑暗、不安、與暴力在他心裡劃下的傷痕。教導韋恩克服恐懼的,是他的父親,但是他父親在被搶犯槍擊後留下最後一句「別怕」就死了。接續這個教導工作的是影武者聯盟的忍者大師(連恩.尼遜飾演),他扮演著師父/父親的角色,是他促成了韋恩成為蝙蝠俠的第一步。當然,我們後來才知道,忍者大師想要用摧毀高譚市的方式來拯救高譚市,這是韋恩所無法接受的方式,所以最後他們終將對決。
若從一般英雄片裡的「英雄 — 惡人」架構來看,費康尼只是次要惡人,忍者大師才是首要惡人(而這個首要敵人到影片後半部才暴露身分,也很符合常見的敘事設定)。但這樣的理解顯然不能適用在諾藍身上。仔細來看,其實費康尼(和整個高譚市黑幫)仍是「英雄 — 惡人」架構中的首惡。忍者大師不在這個架構之中,他不是惡人,而是韋恩/蝙蝠俠要成長所必須克服的障礙。蝙蝠俠最後在警察隊長戈登(蓋瑞.歐曼飾演)的協助下,不但成功阻止忍者大師的破壞計畫,而且在送他上黃泉路之前,還不忘回送忍者大師一句之前他辱罵韋恩的話:「你總是學不會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很明顯的,諾藍安排韋恩/蝙蝠俠在完成了這個伊底帕斯式的弒父行動之後,讓他終於成為一個大人/超人了。
不過,接下來真正的挑戰才要開始:成為超人之後,該怎麼成為英雄呢?過去的英雄片,總是沒有能夠解釋或根本逃避了一個問題:身體上成為超人,其實並不能保證在精神上、道德上、智性上也能成為超人。你怎麼知道你做的都是對的?你如何保證你一定是正義的?你如何確信在任何時刻都沒有一點點私人的名、利或慾望的考慮?當兩種價值/任務衝突的時候,你該怎麼選擇?……這些難題,韋恩/蝙蝠俠都得面對,這才是真正困難的修煉。不過,《黑暗騎士》不只因為這場修煉的敘事設定而傑出,更是因為他安排了一個非常特別的角色來主導這場修煉:小丑。
一如第一部裡的忍者大師,小丑(希斯.萊傑飾演。萊傑在拍完這部戲之後因用藥過度而身亡,得年29歲)也不是英雄對面的那個惡人;他代表的,是對韋恩/蝙蝠俠的永恆質疑和折磨。小丑種種倒行逆施的瘋狂行徑,一方面正在說明他其實不是一般的惡人,另一方面也是要持續提高他對韋恩/蝙蝠俠質疑的強度(當然,萊傑生前最後的演出實在太精采了,不僅讓小丑的作用發揮得淋漓盡致,也讓這個角色成為經典)。小丑給韋恩/蝙蝠俠帶來一道又一道難題,即使最後蝙蝠俠還是逮住了小丑,但其實他並沒有真正克服這些難題(電影中並沒有交代小丑最後的生死,我認為這也意味著修煉並未結束)。
那麼,《黑暗騎士》的另一個關鍵角色哈維.丹特(亞倫.艾克哈特飾演)呢?他代表的不是對韋恩/蝙蝠俠的質疑,而是一種實驗,一種理想英雄角色扮演的實驗。他是純正的英雄,是光明騎士,只有優點沒有缺點,所以他不需要戴面具(說到面具,本來就是蝙蝠俠故事的重要元素,蝙蝠俠和貓女有面具,小丑的化妝是一種面具,第三部的班恩也戴了一個奇怪的保護罩面具,連第一部忍者大師在施放毒氣時戴上的防毒口罩就像個面具)。這是韋恩對瑞秋說的:高譚市需要一個「見得了光的英雄」。這個製造光明騎士的實驗結果如何?
某個角度來講,失敗了。丹特不但沒有成為英雄,而且變成了一個可怕的雙面人。丹特的例子告訴韋恩(也告訴觀眾):一個純粹光明的英雄是不可能被製造出來的,或者說,沒有一個人只有光明面而沒有黑暗面。其實每個人都戴著面具,遮掩住真正的內心,但是丹特不戴面具,所以他內心的醜陋面最後就直接出現在臉上了。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講,這個實驗也不能算完全沒有意義。韋恩在最後也用另一種方式實踐了他在《開戰時刻》中對家僕阿福(麥可.肯恩飾演)所說的:一個活生生的光明英雄或許不可能存在,但是如果這個光明英雄變成一個象徵、一個傳奇,那就可以讓人們保持希望並獲得幸福。於是他決定背負著殺死這個英雄的罪名,遁入黑暗,成就丹特的英雄傳奇(關於這一點,我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會再回來深入討論)。
三部曲中第二部的敘事安排確實精采,不過故事尚未結束。我一直在想,如果這個蝙蝠俠系列只有上、下兩集,就在這麼精采的第二集結束,有何不可?這麼一來,蝙蝠俠不就真正成了一個完全非典型的英雄?而且他本身還成為對典型英雄的永恆質疑(讓蝙蝠俠與小丑二而為一)!但顯然諾藍還不想讓它結束,或者說,諾藍認為蝙蝠俠的英雄之路,不該是這樣的終點,因為蝙蝠俠尚未真正「昇起」(rise),這才是第三部(黎明昇起)的主題。
《黎明昇起》的一開始將時間設定在丹特死後八年。八年來,因應丹特之死而通過的「丹特法案」,表面上維繫了高譚市的治安,但是犯罪並未完全消失,貧富差距日益嚴重,社會仍動盪不安。韋恩呢?隨著蝙蝠俠的遁入黑暗,本尊韋恩也過著不見天日的隱居生活(老實說,這一點不大合邏輯,按照第二部的結尾,需要墮入黑暗的是蝙蝠俠,而不是韋恩本人。那麼他為何意志消沈?我認為,除了瑞秋的死,更重要的恐怕是他感覺不到高譚市需要他)。對諾藍來說,這怎麼行?如何讓韋恩/蝙蝠俠再「站起來」(rise)呢?整個第三部的敘事目的正在於此;而且我要說,諾藍的手法還是相當高明的,只是我認為他背離了前二部的敘事和問題設定。
諾藍安排了兩個誘因來讓韋恩復出。第一,一個真正(幾乎)無法打倒的大惡人出現了,高壇市岌岌可危。第二,一個真正的崇拜者和追隨者出現了,這很重要,因為再也沒有比衷心的崇拜者和追隨者更能讓英雄興奮了(連大惡人都比不上)。
我先說第一個誘因。諾藍透過班恩(湯姆.哈帝飾演)這個角色的體型、服裝、動作和聲音(跟蝙蝠俠一樣經過機器的變聲處理,但是比蝙蝠俠那低沈且沒有抑揚頓錯的聲音,班恩說話充滿戲劇性,是恐怖中又帶有一點斯文的矛盾組合),從一開場的劫機行動,就完全說服我們:一個超級大惡人降臨高壇市了。根據前面的分析,前兩部中,看似惡人的忍者大師和小丑,其實都不是傳統「英雄 — 惡人」架構中的惡人,而是做為修煉英雄的力量。但是在第三部中,班恩既是外來的威脅,也是英雄必須消滅的那個惡人,二者合而為一。雖然諾藍很成功地把班恩塑造成一個恐怖份子(想想看他炸毀美式足球場的那一場戲,我不能不佩服這個點子),但是在這個架構下,蝙蝠俠/韋恩也將只能扮演傳統架構下的英雄。我們要經歷的,不再是英雄的修煉,而是等待英雄的復出而已。
班恩給的訊息很清楚:「只有蝙蝠俠復出,才能拯救高譚市。」而負責傳達這個訊息的人便是年輕的布雷克警官(由迷人的約瑟夫.戈登-李維特飾演)。布雷克正直、勇敢、機警、帥氣,完全是下一個英雄的料。更重要的是,他是蝙蝠俠「迷」,而且他跟韋恩一樣,都是孤兒。諾藍在第三部花了相當長的篇幅來塑造這一位年輕英雄,長到儘管設計非常精準(他喚醒韋恩、他兩度救出戈登、他在危難時刻負責照顧高壇市的小朋友),但是不免令人疑惑。當然,這個疑惑到片子的最後豁然解開,而且解開得很漂亮:原來他就是我們後來所得知的蝙蝠俠得力助手羅賓(Robin)。但是這個梗雖然漂亮,卻不能掩蓋一個事實:《黎明昇起》落回了典型的英雄片框架之中。
證據很多,但我只先講一個。片中韋恩復出兩次,一次是從他自我禁錮的莊園中走出來,一次是從不知名的地牢裡。這個地牢不僅跟第一部的影武者聯盟連結上,而且地牢類似古井的構造,更跟第一部當中韋恩小時候掉入古井的事件連結上了。這個安排不能說不高明。不過,當我看到韋恩在地牢中臥薪嚐膽,大做仰臥起坐,歷經三次努力終於逃脫地牢的橋段時(逃脫的關鍵竟然不過就是一個跳躍的動作!),我幾乎以為我看到了《洛基》 — -大家不妨回憶一下,蝙蝠俠再度回到高譚市跟班恩對決的那場戲,根本就是一場拳擊賽,而且洛基(韋恩)最後果然擊倒了對手(班恩)!
此外,我到現在都還沒有提到的女性角色,恐怕是另一個證據。在第一部和第二部中,最重要的女性角色瑞秋(韋恩的青梅竹馬,兩部分別由凱蒂.侯姆斯、瑪姬.葛連霍飾演)和韋恩之間的愛情幾乎沒有任何發展和表現的機會。瑞秋不僅不是典型陪伴英雄的美女(恕我直言,連選角的長相也不是),也不是典型的英雄打敗惡人之後的獎賞,她甚至更類似韋恩的母親(想想看這兩部中瑞秋不斷地對韋恩嘮叨說教,幾乎沒有柔情可言),但是我覺得這樣的安排很不落俗套。
不過,到了第三部,一下子來了兩個女性角色:「貓女」瑟琳娜(安.海瑟薇飾演)和合夥人(但其實是復仇者)米蘭達.泰特(瑪麗昂.柯蒂詠飾演)。她們不但都美艷動人,而且都臣服在韋恩的男性魅力之下。這下子,《黎明昇起》又落入了典型英雄片的另一個公式之中,整個英雄美女情愛的軸線,跟007沒有多大差別 — -我不是隨便說說的。記得007系列中的《縱橫天下》(The World is not Enough, 1999)嗎?片中龐德先是跟一個美麗富有的女企業家發生關係,後來發現他遭到背叛,這位女企業家其實是與他的敵人一夥,而這兩人原本就是戀人。至於007電影片尾必備的戰利品女郎,則是更年輕且更有戰鬥力的女科學家。這兩部電影驚人的情節類似,難道純屬巧合?巧合不嫌多,再多給大家一個:在兩部電影中,最後陪伴英雄的美女都是年輕貌美的美國女演員(丹妮絲.李察斯與安.海瑟薇),而背叛英雄的艷麗熟女竟都是法國女演員(蘇菲.瑪索與瑪麗昂.柯蒂詠)。
當然,如果只是因為這樣的失望,我頂多是在諾藍的蝙蝠俠系列算不算經典的這個問題上投下反對票,但我要講的不只是這些。
二、好萊塢的政治經濟學
讓我們再回到塑造英雄的這件事情上。在《開戰時刻》中,當韋恩第一次起了念頭要塑造蝙蝠俠的時候,他對家僕阿福是這樣說的:「做為一個人,很容易被忽略或摧毀,但做為一個象徵(symbol),就不會被腐化,可以永垂不朽。」[2] 這個陳述很重要,這代表了韋恩(或說是諾藍本人)的英雄觀。當然,如前面所說的,儘管有這樣的觀點,但是韋恩還在學著要怎麼實踐。在《黑暗騎士》中,他選擇讓丹特成為這個象徵,然後自己遁入黑暗。他體認到,要從活人變成象徵,還要能夠不朽,那就得把象徵裡的東西掏空,也就是讓人一死(你說說看,諾藍一定讀過一些符號學吧?)
到了《黎明昇起》,韋恩/蝙蝠俠自己再度實踐了一次這個理論:他最後英雄式地自我犧牲壯舉,讓蝙蝠俠正式成為了高譚市的英雄象徵(最後高譚市終於建了一座蝙蝠俠銅像)。不過,這裡的邏輯顯然說不通。如果韋恩的理論是對的,那麼照理講,丹特這個象徵就夠了。既然後來證明行不通(因為還是有犯罪),那韋恩自己再來一次,又如何保證行得通呢?理由只有一個:因為丹特犧牲的過程,高譚市民沒有看到,而且後來也被揭穿其實丹特並非真英雄。所以,眼見為憑,真正的英雄必須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所有人的面前壯烈犧牲,讓所有人都成為「見證」,那麼象徵的力量才能真正發揮出來,真正永垂不朽。
我在這裡所說的,不只是這個三部曲,我說的其實是所有的好萊塢英雄電影。諾藍的蝙蝠俠三部曲,不只是在最後終於落入了英雄片的敘事公式窠臼,他更從頭到尾就是好萊塢英雄片的標準成員。好萊塢英雄片透過全球性的行銷、流通和上映,讓全世界的觀眾都「見證」了美國英雄的勇敢和性感,那麼,美國英雄的象徵才能夠在這樣的見證過程中,一次一次地鞏固他們的象徵地位,而且永垂不朽。諾藍的蝙蝠俠三部曲不僅在敘事上傑出,在塑造美國英雄象徵的工程上也同樣傑出,而且還數度不落俗套。
或許有人會說,喔,又來了,又是美國文化帝國主義那一套。不,我並不是美國文化帝國主義論的忠誠信仰者,我也不是國族主義論調的基本教義派。但是我認為美國文化帝國主義論並非全然、永遠沒有參考意義,至少在討論諾藍的蝙蝠俠三部曲時是有用的,我現在就提出論證。
首先,讓我們先確認一件事。雖然高譚市是一個虛構的城市,但是毫無疑問它是美國大城市的化身。甚至有評論指出,在諾藍三部曲當中,高譚市的景象一開始非常接近芝加哥,後來則愈來愈像紐約。無論如何,不管是美國內或外的觀眾,都會將高譚市指向美國,而蝙蝠俠當然也是一個美國英雄,我想應該沒有人反對。[3]
接下來,我們要注意兩個互相關連的事情。第一,諾藍對高譚市的愛戀。第二,破壞高譚市的致命性力量始終來自於外部。回到《開戰時刻》,蝙蝠俠一開始的對抗目標,確實是高譚市內部的罪犯,而高譚市確實也一直有貪腐、犯罪和貧富不均等等問題,但是韋恩在對抗犯罪的同時,始終對高譚市保持信心。從一開始,韋恩就無法同意忍者大師,他認為不可以用私刑或是摧毀的方式改變高譚市,因為高譚市大部分都是好人。到了第二部,他甚至要證明,連高譚市的罪犯內心都是善良的。
《黑暗騎士》中的小丑跟影武者聯盟無關,他是來自高譚市內部的負面力量。跟影武者聯盟不同,小丑並無意摧毀整個城市,他對高譚市所做的,跟他對蝙蝠俠所做的一樣,都是質疑。因為他對高譚市民沒有信心,所以才會安排那場渡輪人心對決(老實說,這是整部電影讓我覺得最不舒服的段落和最大「瑕疵」,因為實在是做作過了頭)。高譚市的老百姓和罪犯最後都沒有選擇互相毀滅,這不僅僅是向小丑證明,更是向忍者大師和影武者聯盟證明,高譚市(人民)還是很高貴的,因此你們不可以用摧毀它的方式來「拯救」它。
更扯的是,諾藍暗示讓高譚市變得更壞的原因,都不是來自高譚市本身。在《開戰時刻》中,忍者大師承認連「經濟大蕭條」都是他們搞的鬼。前面說過了,高譚市代表的就是美國,因此經濟大蕭條也可以明確地指向1920和1930年代時期,或者是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儘管如今從大部分文獻來看,經濟蕭條現象主要源自全球資本主義的變遷循環,但是諾藍在這裡,不只是在拍一部好萊塢英雄片而已,他根本是在詮釋具體歷史,而且是美國中心的角度。
最後,再回到影武者聯盟這個外來的威脅。表面上,它是一個不知從何而來的組織,那個地牢也不知位在何方,但是從人物選角(日本、中國、中東人)和地景(高山、高原、沙漠)看來,整體而言就是一個混合了近東和遠東的東方指涉,也印證了薩伊德的「東方主義」批判。諾藍對東方的污名化,跟很多其他的西方通俗文本(當然包括好萊塢英雄電影)沒有兩樣。
而諾藍污名化的不只有「東方」,還有「革命」這件事。先不談東方主義,在《開戰時刻》中,影武者聯盟改革高壇市的「摧毀論」,確實是鬼話(韋恩用語),因為毫不合理。這個不合理,如果只是為了給予英雄消滅敵人的理由,那也就罷了。但是到了《黎明昇起》,我們發現諾藍要做的顯然不只有這樣。他讓班恩和米蘭達(也就是影武者聯盟的代理人和繼承人)來繼續實踐這個「摧毀論」,而且進一步讓班恩負責填入「摧毀論」的內涵,那就是「革命」。班恩在佔領高壇市之後,所發表的演說內容,以及成立人民法庭等手段,都是明顯的影射法國大革命以及模仿《雙城記》情節。這個影射和模仿,很有深意。因為班恩老早被設定是負面角色,而這個「摧毀論」又已經被定義為不合理,因此革命在此被簡化成暴力行動,是一個行不通的改革方式。東方勢力、恐怖主義、革命手段、不合情理等等的概念和指涉一下子都連結了起來。而發揮人民自主力量、對社會不公的審判、戳破當權者的謊言等等行動,在此也都變成了一堆鬼話。至此,諾藍的保守西方中心主義立場,應該已是昭然若揭。
討論到這邊,我想說的已經差不多了。但最後還有一點不得不談。有人會說:好吧,就算你批評了這麼多,你自己還不是三部都去看了,而且你也確實享受了不少樂趣。沒錯,我完全承認,而我最後要說的就是這一點。
諾藍蝙蝠俠三部曲的製片預算分別是1.5億(美金,以下皆是)、1.85億和2.5億,這些數據代表的是高不可攀的製作成本。我們所看到的宏偉壯觀的場景、精采的模型道具(例如,我確實很難抵擋從《黑暗騎士》中開始出現的那部戰鬥摩托車)、震撼的動作和爆破,乃至於諾藍所堅持的IMAX底片,這些種種吸引我們的元素,都得靠錢堆出來。我當然知道,錢不是萬能,諾藍確實有一套,他的導演手法,他和其兄(強納森.諾藍)經營的劇本,以及剪接、攝影和配樂,都是上乘之作。但是我當然也明白,沒有錢,萬萬不能。以這些驚人的預算,諾藍成功了,三部曲的全球影院票房收入分別是3.74億、10億、10.1億,顯然全球觀眾都相當捧場,我也是有所貢獻的其中一位。
我雖然在事後的分析中逐漸發掘了三部曲的底層意義,但是我承認當我在電影院中看到《黎明昇起》最後幾幕,像是盧修斯發現韋恩老早修好了自動駕駛功能、忠誠的家僕阿福在佛羅倫斯欣慰親見韋恩和貓女一起出現,以及羅賓來到韋恩蝙蝠洞之後機具自動將他昇起,心中都充滿愉悅和滿足。我的意思是說,儘管我們有能力做事後的分析,但是憑藉著金錢與創意實力,好萊塢可以很成功地將有利於美國霸權的意識形態隱藏並傳達到世界各地。這是整件事情最令人困擾的地方。我們也許不知道可以怎麼辦,但至少可以先從面對這個困擾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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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以下的分析都是以諾藍所導演的系列電影文本為對象,不考慮巴布.肯恩(Bob Kane)原著的蝙蝠俠漫畫。雖然說蝙蝠俠的角色設定和故事原型還是從漫畫來的,但電影創作者的改編(或不改編),還是電影創作者的決定。
[2] 這裡的翻譯跟上映的版本不同,是我認為比較準確的翻譯。
[3] 這裡要提一下,諾藍其實是在英國出生的。雖然說,我想我們都會同意,國籍這件事情跟國族認同,以及個人國族認同跟作品中的國族認同之間的關係,都是複雜的。所以我想應該不用再這件事情上糾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