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魏玓
最近在台灣上映，同時是各大電影獎項年度「最佳影片」競爭者之一的《滯留生》（The Holdovers），從預告片和劇照給人的印象，尤其是那泛黃陳舊的色調與佈景，很容易以為這大概是一部類似《春風化雨》（The Dead Poet’s Society, 1989），或是《放牛班的春天》（The Choir, 2004）的電影吧（電影一開始，甚至安排了一個這類電影很常出現的學生合唱團練唱場景）。總之，在看之前，就讓人有一種雖然不會太排斥，但也不會期待有什麼驚喜。
但這或許是導演亞歷山大佩恩（Alexander Payne）和製作團隊想要刻意製造的，預期與觀看的落差效果吧。
因為看了電影之後，就會發現除了色調與佈景之外，這部作品明顯與那些賺人熱淚的溫情師生電影有所不同。不僅如此，這樣一部沒有史詩級規模，沒有驚世駭俗的議題，更沒有什麼重大歷史事件當做背景的作品，絕對有資格被列入年度最佳電影的競爭行列之中。
為什麼呢？以下就來講講我的理由（會透露劇情，請斟酌閱讀）。
不一樣的老師
首先就讓我們來談談溫情師生電影的特徵。這個故事裡一定要有一個嚴格、犬儒或短視的校長（可能還包括幾個可惡程度差不多的資深老師），幾個行為頑劣或孤僻（但內心其實是善良或才華洋溢）的學生，此時就會有一個如天使般的、充滿耐心愛心、犧牲奉獻的老師，來拯救陷入困境的學生們。
《滯留生》的故事架構與上述特徵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相似，甚至連這類電影常見的結局－－這位老師最終會被學校解聘－－也一樣。但是為什麼說《滯留生》跟他們不一樣呢？關鍵就是在這個帶來改變的老師。
溫情師生電影的老師，從出現在故事裡就是一個天使老師的「完成品」，他具備了超凡的愛心和耐心，或是創新自由的教育理念，可以面對各種有如地獄般的教育現場，也可以引領那些被認為無藥可救的學生。這些接近聖人般的存在與行為，感化了學生，也感動了觀眾。
不過感動歸感動，擦乾眼淚之後，有時也會懷疑：這樣的老師真的存在嗎？
倒也不是要追究社會真實，戲劇畢竟就是戲劇，而是因為這樣的老師太完美了，以致於我一開始會提到，不會對這種故事太排斥，但也不會有太高的期待。
《滯留生》的背景是1970年代的一所富貴子弟寄宿中學。而故事的主角，一位叫做漢納，教授古代文明史的老師，剛好是前述「聖人老師」的相反典型。他不僅對學生缺乏耐性和愛心，總是覺得他們大多出身富貴，在學校嚐點苦頭是剛好而已；而且他還喜歡在口頭上譏諷學生，絕對不會來諄諄教誨、心靈雞湯那一套。演出漢納老師一角的保羅賈麥堤（Paul Giamatti），原本就是以演技而不是帥氣外型見長的演員，在電影中的造型刻意被設計得又老又醜，甚至還有一隻奇怪的義眼以及嚴重狐臭，根本就是要讓人討厭到極點－－而他確實在學生之間惡名昭彰。
這樣的一個老師，被校長安排在耶誕節期間留守學校，負責照顧因為種種原因沒有辦法回家過節的留校生，裡面更少不了頑劣份子。根據上面的設定，完全可以預期他將如何「虐待」這些沒辦法回家的可憐蟲；或者頑劣的學生會如何鬥智鬥狠整倒這個混蛋老師。但劇情如果是這樣走，那就變成另外一個（可能更爛）的老套了。
《滯留生》的編劇大衛海明森（David Hemingson）和導演佩恩在這裡展現了他們的高明之處。首先他們把本來五個留校生減少到一個，剩下原本要去熱帶島嶼度假，卻臨時被留下來的安格斯塔利（由初出道的Dominic Sessa飾演），讓故事立刻脫離師生聯盟對抗的爛梗，也讓這一對衰到極點的師生之間的衝突升到最高。於是，「可恨之人必有可悲之苦」這句話便在這裡被充分發揮：一老一少的生命創傷在互動中一層一層被揭開，兩人的創傷本質不僅驚人地相似，而且也因此漸漸改變了彼此的關係。如果溫情師生電影中的師生關係變化是和煦陽光春暖大地，那麼《滯留生》就是寒天凍地裡的相知相惜互相取暖。
編劇與導演的另一個高明手法，便是除了這對男性師生角色之外，安排了另一位「滯留者」：兒子剛剛在越戰中喪生的母親瑪麗（這所學校的主廚，Da’Vine Joy Randolph飾演），讓戲劇衝突的層次更加豐富。這個角色安排的巧妙在於，相對於漢納和塔利過往創傷的難言之隱，瑪麗的創傷卻是在電影一開始就揭露了，所以對待她的方式，最能夠映照出漢納與塔利難搞表面下的善良。另一方面，瑪麗的陰性溫柔和睿智，總是可以在兩個男人腦殘失控或脆弱無助的時候，給予關鍵的當頭棒喝或全心包容。
年代的奧祕
看完《滯留生》浮現的另一個問題是，為什麼非得設定在1970年代？難道這個故事不能發生在2023年嗎？我認為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
就像前面提到的，電影一開場的合唱團練唱，再加上攝影、佈景、色調和配樂，都讓人很快進入一種「過去的師生電影」的氛圍，而後來劇情的走向，確實也製造了預期和感受的落差。不過，另一方面，從很多線索來看，又覺得，佩恩和海明森只是借用1970年代的瓶子，裝了現在的酒。
首先，從負面傾向的衝突和矛盾切入，漸漸轉為相知相惜，而不是心靈雞湯灌個不停；最後漢納的犧牲，不僅更有說服力，也顯然更對當前觀眾的胃口。其次是對白。漢納是一個超級「機車」的老師，但也是一個學問淵博的老師，他用來咒罵學生的辭藻豐富，令人歎為觀止。而塔利對付同學的口舌，也是不遑多讓。怎麼看，這些對白都是當今網路上酸言酸語的極致再現。
另一方面，我也懷疑佩恩利用1970年的設定，偷渡自己的懷舊和藝文品味，也暗自傳遞理念和價值觀，卻又不會讓人感到有說教的味道。
就說漢納與塔利偷偷跑去波士頓看電影的那一場吧。要知道，在電影裡面播電影，絕對是編劇和導演最珍惜的創作彩蛋；選擇哪一部，一定有他們獨特的理由。這次佩恩和海明森選的就是1970年上映的《小巨人》（Little Big Man, 1970）。這一部被認為是「修正主義」的西部電影，跳脫了過去主流西部電影充斥白人英雄主義與男性陽剛氣質的窠臼，對美洲原住民有更同情的描述，而對自詡正義的美國軍隊則多有負面呈現。也因為如此，有評論認為這正是對美軍介入越戰的批判。聯繫上《滯留生》故事中提到瑪麗喪子的情節，就更覺精采了。
其他像是瑪麗在耶誕聚會上提到兒子喜歡，活躍於1930到40年代的爵士樂手亞提蕭（Artie Shaw）；或是漢納那一百零一種耶誕禮物，羅馬皇帝奧里略寫的《沈思錄》；乃至於電視中播出當年的實境夫妻猜謎節目，根本就與當代的實境節目如出一轍；都是增加觀影趣味與文本意義的元素。
最後，一定要稱讚的還有兩個方面。第一是演員。賈麥堤和藍道夫的演出絕對是大師級，兩個人所詮釋的角色都極具說服力。尤其是藍道夫飾演的瑪麗，看似單純的角色設定，但是卻有很多細微的內心衝折，面對其他男性角色也必須表現出毫不輸陣卻又不過度張揚的氣場，難度非常高。第二是剪接。以這樣一部並沒有肢體動作或緊張場面的電影，《滯留生》的剪接凱文鄧特（Kevin Tent）卻把影片剪得精準無比，讓情節和動作環環相扣，毫無冷場。
想起威斯安德森？
《滯留生》導演佩恩應該不算是太多產的創作者，從1996年的《天使樂翻天》（Citizen Ruth）到現在也只有八部劇情長片。作品雖然經常入圍各大電影獎，但也稱不上得獎記錄輝煌。不過，他作品中一貫擅長的諷刺幽默，對人性矛盾和人生起伏的描寫，總是具有一定的深度，品質也相當穩定。他前一次跟男演員賈麥堤合作的《尋找新方向》（Sideways, 2004），就是一部非常典型而且好看的佩恩電影。
不過觀察佩恩晚近的電影，或許是年紀漸長，可以發現那種諷刺的尖酸刻薄慢慢地減少，或者是刻意地被人生的光明面和愛的力量給包裹了，讓人可以在結尾時感到一絲溫暖和救贖。從《繼承人生》（2011）、《內布拉斯加》（2013）到《滯留生》，都有這樣的特徵。
《紐約時報》影評人莫里斯（Wesley Morris）對《滯留生》的評論中有一個很類似而且非常有趣的論點。跟其他影評總是提到《春風化雨》之類的溫情師生電影不同，他倒是舉出另一部電影來討論。那就是年紀比佩恩輕些，但成名時間差不多（二人的首部劇情長片都在1996年問世）的威斯安德森（Wes Anderson）的第二部劇情長片《都是愛情惹的禍》（Rushmore, 1998）。
《都是愛情惹的禍》故事架構也是發生在上等中學裡，關於一個古靈精怪的學生，跟一個富有的學生家長，成為朋友卻同時愛上女老師的故事。在這部電影中，甚至有一個主角在校園裡擅自打公共電話，老師（或警衛）衝過來阻止的場景，幾乎在《滯留生》中出現了復刻。
現實中安德森與佩恩有沒有什麼交集，我不大確定，不過這裡的重點是兩位中生代導演的創作軌跡演變。當年《都是愛情惹的禍》應該算是安德森嶄露頭角，廣受矚目的開端。電影本身對青少年問題的嘲諷式呈現，加上他無出其右充滿創意的獨特美學和電影語言，絕對是一部傑作。然而將近三十年過去了，端看安德森的兩部近作《法蘭西特派週報》（The French Dispatch, 2021）、《小行星城》（Asteroid City, 2023），卻讓人覺得，他一直沒有長大，「滯留」在他的嘲諷哲學與安式美學中出不來。
倒是佩恩，似乎漸漸走出了不一樣的路。《滯留生》能不能獲得大獎，我不敢預測，但可以確定的是，我會非常期待佩恩下一部作品。
